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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地下党组织的架构，战斗在各条并行线上的人，相互之间不允许产生横向联系，加上孔立强被组织隔离，曾经与他有过接触的同志，此时已全部撤离上海，也就没有查明，孔立强是“自己人”。但也非一无所获，他们在暗中查到，大武小武兄弟曾经在十六铺码头上厮混，后来突然失踪了，孔立强有十六铺的韩奎做靠山，他去文康里找人，倒也情有可原。可疑的是，就在孔立强出现在文康里不久，军统上海站被特高课查封了，这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

    组织部通过深入调查，最终得出结论，孔立强只是一个生意人，没有与日本人勾结的迹象，但他做的生意更像是在替韩奎做黑道生意，与黄叔平走得很近，而韩奎又有汪贼政府的人在撑腰，黄叔平的弟弟黄叔同是川沙游击队的副队长。

    在上海地下组织部看来，孔立强是一个很懂结交的人，也是一个行事神秘的生意人，其商行做的生意，可以自由进出上海。

    最蹊跷的是，孔立强最近正在四处游说，动员一些老板向教会捐赠棉花。

    也是棉花！

    向教会捐赠棉花，其意为何？

    他们在走投无路之时，孔立强的生意能够“自由进出上海”，让地下组织部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孔立强这个名字再一次落入了他们的视线，能否利用其商人逐利的本性，加上欲做善事的心思，把根据地急需的棉花运出上海呢？

    组织部通过陈来生对孔立强本性的转述，经过连夜磋商，取得一致意见，争取孔立强值得一试！当然，他们并没有想着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多路出击，寻找棉花偷运出上海的通道。

    因为陈来生与孔立强有一面之交的缘故，去大韦行“敲门尝试”的任务，也就交给了陈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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