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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这怎么行！

    PS:隆重推荐好友一本唐朝的小说《盛唐血刃》，已经两百万字了，赶快开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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