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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没有成功就凉凉了。

    嘉靖年间，沙勿略登上了距广东海岸仅三十海里的上川岛，希望能够实现进入大明大陆传教的梦想。

    但是，大明政府的禁令，使当地的葡萄牙商人和大明商人都不敢冒险带他进入陆地。

    在多种努力都付诸东流后，沙勿略病逝于上川岛上，彻底歇菜。

    万历十年，他们改变策略了。

    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学习大明文化为由，获准在广东肇庆留居，成为第一批成功进入大明的天主教传教士。

    为了让大明人能更容易接纳自己，罗明坚与利玛窦沿用耶稣会在日本的经验，身穿袈裟，以佛教僧侣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为他们赢得了“西僧”的称号，也得到当地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

    在当地官员的许可下，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耶稣会在大明内地建立的第一所欧式教堂——仙花寺。

    教堂内陈列着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西洋镜、自鸣钟、日晷、三棱镜，还有意大利的花边织物、油画圣母像。

    这些代表着当时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吸引了大量的达官贵人访问仙花寺。

    尤其是山海舆地全图，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来访的人们开始向仙花寺提供香料以充作祭香，提供灯油以供祭坛点灯，向传教士施舍食物与钱财。

    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西僧”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竟然不接受施舍。

    原来，入华的极端宗教分子为了避免被人们认为自己贪恋钱财，决定不接受人们的施舍。

    相反还常向官员、士大夫赠送一些西洋奇器，此举为他们带来了不少好评。

    甚至，为了得到教徒，教会还给每个信教者三两白银。

    当时，传教士为鼓励信徒传教，还根据成绩给予奖励。

    能劝百人从者，赏自鸣钟、自鸣琴各一。若得青衿准十人，得一缙绅准百人。

    尤其是利玛窦，他是在华传教士中名气最大的人，也是最厉害的人。

    他采用驱佛近儒的手段进行传教，这种方法佛教也曾用过。

    利玛窦补的儒是孔孟时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国文化中，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谓“先儒”。

    实则策划通过“贬佛毁道，援儒攻儒”的路线图试图超越儒家，最终取而代之，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

    可惜，大明有的是能人，他的这套手段被人识破了。

    万历四十四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三次向万历皇帝上奏攻击基督教，在奏疏中他认为基督教教士至少有三大罪：

    一、传教士送礼物给大明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以便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大明。

    二、传教士曾帮助中国修历，推算日蚀、月蚀等日期。沈榷认为传教士以西洋方法治历，违反尧舜以来一向的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

    三、沈榷指控传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这更是大明不能容忍的。

    同时，他还指出传教士在大明的活动是有险恶用心的。

    具体来说就是要与澳门的洋商里应外合，威胁大明内地。还列举了葡萄牙人在吕宋、台湾等地的活动以证明这种威胁的确实性。

    这些说得当然有道理。

    于是，万历下旨禁教，勒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一些传教士有些被杀，有些下在监狱里，日后又被驱逐到澳门，教堂也被捣毁。

    被他们发展成信徒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朝廷官员曾经上疏为教士辩护，但没有成功。

    直到万历帝驾崩后，天启即位，他们又死灰复燃。

    天启帝接受朝中诸奉教官员的奏请，召回被驱逐的传教士教士，旨在利用夷人以新法练兵抵御建奴的入侵。

    于是龙华民与阳玛诺两位极端宗教分子，一同进入北京，去兵部报到。

    可等到稍微稳定下来，这两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就声称对练兵一事不感兴趣，重归教区从事传教工作，并走上层路线，开始发展官员了。

    应该说，他这个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展了许多大明官员。

    而这，也让他开始膨胀了。

    中国人有祭祀祖先的传统，而基督教反对祭祀祖先，当然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反感。

    过去，利玛窦对于中国教民祭孔祭祖都是不反对的。

    而在利玛窦去世后，接替他的龙华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他觉得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认为现在传教应该不再会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了。

    以前对中国祭孔祭祖的行为容忍是不对的，大力宣扬应该不准许中国教民祭祖，这才导致了大明百姓的怨恨。

    坐在龙辇上的崇祯皇帝把这些回顾一遍，忍不住骂道：“这些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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