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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重新纠正去强调说未来的全球主题不是和平，那必然会牵动无数人的神经，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需要让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并且逐步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仅仅如此，肯定会有弊端。我们得想办法，一方面防止人民群众的消费野蛮生长，一方面促使人民群众把余钱充分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这，就是体现执政者的能力和决心了。黎华，我深深地相信，你一定会比那些闹出了物价闯关风波的家伙做得更好，但仅仅强过不及格的家伙，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你得……”毕文谦停顿了一下，突然苦笑起来，“这是没有上限的，或者说，你就别指望做到理论上的最好。”

    黎华低着头，落笔不断：“中医治病，其在毫毛。”

    “呵呵，是啊！”毕文谦赞赏了一声，又喝了一口水，“那么，具体该怎么做？这就将结合刚才的问题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融汇一体的。想发展物质文明，需要精神文明为指导；想发展精神文明，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理论上的分析或许可以在局部上两者分开讨论，但在务实施行时，将两者割裂对待，必然会事倍功半，精神分裂，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所以，黎华，我接下来说的，这些框架，是不能断章取义的。”

    毕文谦特意止了话，等黎华慢慢速记完毕。

    “师父，你说吧。”

    平静的声音里，如那抬头而来的目光，透着希望与期盼。

    “总的来说，框架层面的架构，大概有七条：第一，个人收入的物质待遇与精神待遇相融合；第二，利出多孔，殊途同归；第三，坚持按劳分配，缩小行业间贫富差距，扩大行业内贫富差距；第四，逐步建立个人收入期货体系；第五，逐步建立官由吏来，逢进需考的干部晋升原则；第六，以国家发展程度为依据，同龄者平等，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第七，鼓励消费公示化。嗯，结合现在的局面，再加一句：重新明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解释。所谓伐谋为上，伐交次之，这些……算是伐谋吧。我先一一解释一下具体的内容，再告诉你相应的思量。”

    没等黎华应声，毕文谦就慢慢地说开了。

    “所谓个人收入的物质待遇与精神待遇相融合，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现在，全国的个人收入水平因为地区不同而差异不小，以去年统计的数据，城镇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大约刚好1000块，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则是460块出头。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的个人月收入上限，目前就定在10000块好了，方便宣传。超过的部分，仍然在统计上计算为其收入，但不直接发放，个人可以在两种方式中选择，要么，年利率1%的同额30年国债，要么，主动申请投入具体的再生产领域，比如，股票。很显然，现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观念和投资渠道，所以，我们可以由文华银行来为这方面的改革进行探索——对于月收入达标，希望选择投资再生产，但又不愿意买股票，却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投资途径的个人，都可以将相关资金向文华银行委托，文华银行以此建立一项基金，投入到相关的企业生产中。每年向投资人公报投资结果，如果之后投资人的年化月收入不足规定的上限，就可以申请卖出相应金额的基金。”

    “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月收入超过规定上限的个人，在确定其收入合法的前提下，都将获得公开表彰，在今后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中有不低于市级先进工作者的待遇，以及日常生活中，有着等同军人的优先待遇，并且在提干、晋升时优先考虑。黎华，要知道，在全国不少地区，有着财不露白的风俗，高收入人群公开化，将是在执行中的重点，同时也很可能是难点，如果面临了来自不同层面的阻力，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

    “所谓利出多孔，殊途同归——‘利出多孔’这个词，出自《管子》。‘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意思是，一个国家，给予人民利禄赏赐的途径，如果只有一条，那就会劲儿往一处使，这样的国家，将是无敌的。途径越多越驳杂，人心就不齐，有亡国之忧。在春秋战国时代，利出一孔的典型，就是商鞅变法的耕战之道。人民的奋斗途径，只有耕战，其他行业活动，尽在禁除之列。这种古典军国主义制度，好处正如《管子》的论述，统一六国便是明证。但害处却是全国几乎全是文盲，高教育水平的人才往往需要从六国来，《逐客令》成了笑话。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耕时代，利出一孔是利大于弊的。但时至今日，机械地理解这种思想，就行不通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行业的细化越发加深，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根本不可能直接去追求利出一孔，那只会将优秀人才往某一个行业驱赶。然而，利出多孔的弊端总是切实存在，所以，在利出多孔之上，需要殊途同归——如同刚才说的设置物质收入上限，当人民群众的个人奋斗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于精神待遇的追求，就应当统一起来了。各行各业的最终待遇终点，应该是同级一致的。”

    “于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需要引入下一条：坚持按劳分配，缩小行业间贫富差距，扩大行业内贫富差距。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背离了这个原则，一切的架构都将面目全非。而从直接的劳动效率来看，不同行业间必然有着高下，行业内不同水平的个人也有着高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科技水平足够让一个行业消亡之前，往往存在着这样的行业：它的直接劳动效率也许并不高，或者并不便于直接换算为经济价值，但对于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它又是不可或缺的。时劳模和他的行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公检·法等等机关单位，也是例子。所以，想要利出多孔，不同行业间的物质和精神待遇的综合，需要大致趋同。而为了促使人们普遍形成主动提高劳动效率的风气，行业内的贫富差距，在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应该不断扩大，并且要坚持高收入的来源以高效、稳定的劳动效率为主导，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以资本为主导。”

    “黎华，你知道吗？大胡子时期的苏联，每一次五年计划，都是超前、超额完成了指标，而到了最近十年，苏联别说超前超额了，单单是按时完成指标都显得艰难。为什么会这样？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有一个本身很显著却被人为忽略的关键——大胡子时期的苏联，你成为了劳模，你就会有奖励的别墅，可以当厂长，如果你能够革新技术，改进生产，你可以被火线提拔。你有技术专家的能力，你的收入将起码是普通工人的十倍。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可能细致地在全国全面落实，但它的确发生在普通人的身边，不需要血统，不需要级别，甚至不需要学历，要的，只是你切切实实地做出成绩。至今，苏联建国至今，贫富差距最大的，就是大胡子时期，即使不考虑精神待遇，单单是物质待遇，顶级的专家收入就是普通人的三十倍。”

    “而到了赫秃子上台之后呢？废掉了技术专家和干部的高额补贴，甚至把高工资的技工和专家给开除了。等到了勋章控上台了，虽然做得不再那么愚蠢粗暴，却依旧是坚持施行着低收入人群工资增速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方针——这样的方针持续到今天，成了什么样子？苏联人已经丧失了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取卓然回报的心气，怠工成为了普遍现象，而苏联政府对此做什么呢？惩罚制度？迟到三个小时算矿工，这差不多就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了。奖金制度？努力工作的人和醉生梦死的人，月收入的差距也不过几十卢布，而苏联的人均工资是多少？两百出头。”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在社·会主义时代，而且还是初级阶段，罔顾劳动效率粗暴地追求消除贫富差距，这简直是脑子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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